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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问题在2025年并未解决，只是被“外包”给了时间。进入2026年，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沙特支持的国际承认政府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愈发难以调和。南部地区在安全、财政与行政层面事实上已高度自治，亚丁港口收入、安全部队指挥权与地方治理架构均已独立运作。分裂不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如何正式化”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南部精英阶层已形成明确的身份认同与利益共同体，他们既不愿回到萨那的中央集权，也无意承担北部的治理负担。2026年，也门极可能进入一种事实分裂、名义统一的状态：南部寻求国际合法性承认，北部胡塞控制区则继续维持准国家体制。这一变化不会立刻引发新的全面战争，却将深刻改变红海—亚丁湾的安全逻辑与航运保险成本计算。

　　2024年以来，以色列与索马里兰之间的接触已不再是秘密。进入2026年，双方极可能将这种关系从“非正式合作”升级为“准外交承认”甚至正式建交，并在柏培拉港建立以色列的军事或情报存在。对以色列而言，这是其在红海南端获得战略支点的关键一步，可直接监控也门胡塞、苏丹局势以及伊朗在非洲之角的渗透。对索马里兰而言，以色列的承认意味着国际地位的突破性进展，同时可获得安全、技术与投资支持。然而，这一举动将引发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强烈反对，激化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并使红海—曼德海峡成为更加拥挤的地缘竞技场。埃及、沙特、土耳其都将被迫重新评估各自在这一水域的战略部署。红海不再只是商业航道，而是中东新冷战的前沿阵地。

　　与冲突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湾国家在2026年将加速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沙特“2030愿景”的标志性项目如NEOM、红海新城进入实质建设阶段和最后五年的冲击阶段，阿联酋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与绿色能源领域吸引全球资本，卡塔尔则利用世界杯遗产发展文化旅游与教育产业。非石油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科技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更加激进。但需要注意的是，海湾内部的竞争也将显著加剧。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之间在吸引跨国企业总部、争夺航空枢纽地位、塑造全球叙事话语权上的博弈，将成为中东经济的新主线。这种竞争虽是良性的，却也可能消耗彼此资源，削弱海合会作为整体的地缘经济影响力。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背景下，这些国家能否在石油红利耗尽之前完成结构转型，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2025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影子战争”并未终止，只是更加隐蔽、更具技术含量。进入2026年，伊朗在弹道导弹射程、无人机集群技术及核“门槛能力”上的持续推进，将迫使以色列面临痛苦的战略抉择：容忍一个事实上的核边缘伊朗，还是承担先发制人的巨大风险与国际政治代价。以色列情报界与军方内部的“窗口期焦虑”正在上升，任何一次误判、代理人冲突意外升级或技术事故，都可能将双方推向直接军事对抗的边缘。更危险的是，伊朗国内的经济困境与政治压力，可能使其在对外政策上更趋冒险，以转移内部矛盾。而美国新政府对中东的战略注意力分配、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力度，都将成为关键变量。2026年，中东最危险的火药桶，仍然在以伊之间。

　　2026年，特朗普政府将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2.0”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支柱，试图构建一个更广泛、更制度化的以色列—世界关系正常化框架。其核心目标包括:促成以色列与沙特的”准建交”——虽然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可能因国内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而推迟，但双方将在国防工业合作、情报共享、民航直航等领域实现实质性突破，甚至建立“利益代表处”这样的准外交机构。更具突破性的是，华盛顿将推动以色列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正常化。在美国提供经济激励与技术合作的前提下，这两个东南亚大国存在政策转向的可能性。此外，部分萨赫勒地区国家以及尚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也可能在反恐合作、能源开发、农业技术等实用主义驱动下建立或升级外交关系。”亚伯拉罕协议2.0”的愿景是:将以色列与世界的关系正常化从海湾扩展至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与东南亚;在安全层面形成“中东北约雏形”;在经济层面打通”印太—中东经济走廊”;在政治层面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然而，这一进程也将加剧世界的分裂:富裕海湾国家、实用主义东南亚国家与贫困阿拉伯边缘国家之间的立场鸿沟将拉大;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将组成非正式“阵营”;而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在”国家利益”与“宗教情感”之间的撕裂，将成为未来十年世界政治的核心矛盾。

　　以色列与沙特之间的接近，在2025年已不再是秘密。进入2026年，美国将继续推动双方在安全、情报共享、防空体系整合等领域的制度化合作，尤其是针对伊朗威胁的联合预警与反导机制。然而，正式建交在沙特国内政治、巴勒斯坦问题的象征意义与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多重约束下，仍面临现实阻力。沙特王室必须在“战略理性”与“合法性维护”之间寻找平衡点，任何过于激进的公开表态都可能引发保守势力的反弹。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高度实质化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但保持低度象征性的政治距离。以色列企业可能以第三方名义进入沙特市场，双方军事情报可能通过美国或阿联酋中介共享，但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可能仍需等待更成熟的时机。这将重塑阿拉伯世界的权力结构，却也加剧“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化。

　　2026年，以色列将迎来又一次议会选举，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极有可能凭借“安全议题”第7次赢得组阁权并出任总理。尽管他面临国内经济政策争议、司法改革引发的社会撕裂以及执政联盟内部的持续摩擦，但地区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将再次为他提供政治生命线。伊朗核计划逼近“突破点”、与胡塞武装的持续威胁、加沙治理真空带来的长期安全隐患，以及索马里兰变量为以色列在红海南端打开的战略机会窗口，都使得“只有我能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叙事重新占据选民心智。中左翼反对派虽在社会议题上得分，却难以在安全政策上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内塔尼亚胡将再次组建一个由右翼政党、宗教政党与民族主义势力构成的脆弱联合政府，这个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却因外部威胁的持续存在而勉强维系。以色列政治的“安全化”循环将在2026年得到再次强化：越是动荡，选民越依赖强硬领导人；而强硬政策又反过来加剧地区对抗，形成一种难以打破的结构性锁定。

　　2026年，以色列可能尝试构建一条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里海、从红海南端贯穿至高加索的“反伊朗战略包围弧”，以对冲德黑兰及其盟友组建的“抵抗轴心”。这一战略网络的节点包括：与索马里兰建立准外交关系并在柏培拉港获得情报与后勤支点，监控红海南端与非洲之角的伊朗渗透；深化与塞浦路斯的军事情报合作，将其作为监控黎巴嫩与叙利亚局势的前沿基地；以非公开方式向叙利亚北部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情报、训练与技术支持，使其成为牵制伊朗陆上走廊的“内部楔子”；以及巩固与阿塞拜疆的战略伙伴关系，利用其与伊朗接壤的地理位置开展情报收集，甚至为潜在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撑。这些看似分散的双边关系，实则构成一个高度协调的地缘战略网络，目标是从多个方向压缩伊朗的战略纵深、切断其与代理人武装的联系通道、并在必要时为“斩首行动”或精确打击提供多维度支撑点。然而，这一“包围弧”的构建也将引发连锁反应：伊朗可能强化与土耳其、俄罗斯的战术性协调，阿拉伯国家内部在“反伊朗联盟”与“巴勒斯坦大义”之间的立场撕裂将更加显性，而中东的地缘竞争将从传统的“国家对国家”演变为“板块对板块”的结构性对抗。